羅宋湯的*心*世界 Le monde nouveau de Borsch

台大經濟系教授許振明認為，傅利曼是廿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大師。他能堅持理念，強調政府不應介入經濟事務，中央銀行要獨立行使權力等，精神可嘉。

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吳惠林則說，傅利曼將自由、市場還有民主的概念結合為一。在五○至七○年代凱因斯學派當紅時，傅利曼不畏潮流，極力堅持自由經濟的理念，強調政府只要管好公平、正義等基本原則就好；放到台灣社會來說，「政府是不是也該多想想傅利曼的論點？」

當年盛極一時的凱因斯學派認為，國家經濟體就像一輛汽車，油門是「低稅率或高政府支出」，決定採油門或煞車的駕駛，就是中央政府；但傅利曼領導的重貨幣學派認為，油門不是這些財政政策，而是「高貨幣供給」；駕駛不是政府，而是聯邦準備銀行。

他們同時也認為，中央政府什麼都不要管最好，自由經濟、市場機制會決定一切。

七○年代，傅利曼憑著滔滔不絕的口才，還有將複雜理論模型化簡為簡單經濟理論的「天分」，帶領一群重貨幣學派對凱因斯學派進行大反撲。

終於在卡特執政時期，美國國會要求聯準會認真思考傅利曼的論點，德國中央銀行也成為重貨幣學派的信奉者。一九七六年，傅利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。

雖然傅利曼是個「大右派」，又是資本主義代言人，但他出生在一個貧窮的東歐猶太移民家庭，母親一生都在剝削員工的血汗成衣廠工作。傅利曼大學時唯一得到Ｃ的一門科目，是因為他打工的餐廳和學校距離太遠經常遲到所致。

傅利曼曾和前智利軍事政權獨裁者皮諾契特往來密切，教導他如何導入自由經濟概念，讓很多人相當不滿，甚至在他領諾貝爾獎時，群集至會場抗議；他也曾三度訪問中國大陸，在一九八八天安門事件前，會晤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，還大方讚美趙為「天生的經濟學家」。

傅利曼曾在芝加哥大學任教卅餘年，著作有「資本主義與自由」、「選擇的自由」，還有和妻子共同寫的自傳「兩個幸運的人」。「資本主義與自由」英文版賣五十多萬本，並翻譯成十八國文字，「選擇的自由」出版當年是非小說類的最暢銷書籍。

    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家傅利曼昨日病逝。這位喊出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」，以大白話替平民介紹經濟學的大師。最讓台灣人懷念的，是八十年代與當時提倡大煉鋼廠、大汽車廠的經濟部長趙耀東，有一場精采論戰。

    八十年代，美國進入雷根政府時代，經濟邏輯上走向減稅、小政府；但台灣卻進入基礎工業時期，趙耀東提出政府引導產業的大政府主張，當時剛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傅利曼來台，倆人曾針鋒相對。

    後來，劉憶如進入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念博士班，更是感受傅利曼的威力。她說，芝加哥大學以數理經濟學見長，但所有學生去見老師的時候，都不准帶紙筆。因為芝加哥經濟系所有的老師沿襲「師公」的傳統，傅利曼認為，經濟學是一門人的學問，每一個數學式的推導，背後都必須能夠解釋出經濟意涵。芝大經濟系的學生，永遠被問著「你這數學式的經濟意涵是什麼（what’s the economic of it）」、「你講的話路人懂嗎？」

    「在我心目中，他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，」台大經濟系教授吳聰敏說。

    吳聰敏認為，傅利曼的偉大，在於他是一個很有科學研究精神的經濟學者。傅利曼不僅理論架構很強，最難得的是，雖然成名甚早，他有一個想法，會很腳踏實地的找資料，找證據，去做實證研究，來驗證自己的理論對，是不是對的。

    傅利曼投入大眾媒體，也與他對自己信念的堅持有關。傅利曼的著作《選擇的自由》，可以說是經濟學科普書的濫觴。他也創下經濟學家上電視、說經濟學的首例。吳聰敏說，其實他會做這些事情，是為了反制甘迺迪時代瀰漫的集體主義、大政府時代的想法。傅利曼認為這不對，就自己動手，寫書、寫專欄說明。